鉴于中国贸易顺差已经连续两年突破千亿美元，今年贸易顺差很有可能达到2500亿美元新高峰；鉴于巨额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资产市场泡沫横飞、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等问题日趋严重，压缩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整的重头戏，而财税政策又从来就是见效较快的政策工具，此次出台出口退税新政并不十分令人意外。与此同时，鉴于长期的高出口退税养活了一大批躺在出口退税上苟延残喘的企业，也给一大批出口企业提供了无秩序价格战的本钱，为了提高出口效益，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也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出口退税新政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实施后还应注意防范可能带来的问题，以便保证取得如我们期望的效应。

　　首先，中国贸易顺差和美欧贸易逆差不是中国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中国与美欧双方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有鉴于此，调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调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调整；根据受益和公平原则，美欧需要作出的调整力度应该更大才对。从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已经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出口激励、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激励的措施，那么，美欧双方是否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呢？中国政府将如何督促美欧采取实际行动？特别是将如何督促美国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的承诺？——“中美双方还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双方决定在今后的6个月中优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美国将采取措施，增强长期财政责任，并采取新措施鼓励私人储蓄。”我相信，中国国民普遍期待见到这方面的交待。

　　其次，中国出口规模巨大，从业人员众多。尽管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存在很大风险，转向更加倚重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调整需要时间。如果调整力度过大且无相应提高出口效益措施跟进而导致出口下滑过多，那么企业效益和就业机会锐减等副作用将可能过强而对政策激起太大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导致政策调整回头。无论是在外贸政策还是外资政策方面，这种教训以前都已经发生过，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们一方面应坚决落实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应该从提升产品结构、改善企业组织等方面加大投入，缓解出口退税新政可能的副作用，并促进达到提高出口效益的预期目的，避免发生政策调整回头。

　　第三，尽管目前需要大力削减贸易顺差，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财富的生产能力永远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对外经济平衡、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等主要目标中，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即对外经济平衡)是短期或中期目标，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乃是长期目标，我们不能为了中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目标。考虑到先进制造业产品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出口市场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固然要大力削减“两高一资”等低技术、低增值、高污染、高能耗商品出口，但仍应鼓励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鼓励其占据国际市场。

　　第四，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数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从去年9月以来的贸易政策调整尤其密集，今年6月1日起要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7月1日起实施出口退税新政，从去年实施新出口退税制度到此次出口退税新政，历时不过半年。即使目的正确，过于频繁的政策调整也必然导致企业对政策环境的预期很不稳定，干扰其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节奏。因此，此次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税新政发布之后，出口退税制度应当稳定足够的时间，一两年内不应继续削减了。

　　第五，旨在提高出口效益、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调整方向已经提出数年了，政策调整也已经发生了几次。在政策调整酝酿过程中，不少企业宁可进行活跃的政治游说力求保住某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目标的政策，却不愿意下功夫提升产业结构、开展自主研发。此次出口退税新政告诫许多企业，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游说摆平这个那个人、这个那个势力上，不如顺应政策调整潮流，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积极的实际调整措施上。从这次出口退税新政和其后加工贸易新政发布后某些企业、机构的表现来看，他们并未真正吸取这一教训，因此重复这样的告诫还是有价值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大面积下调、取消出口退税之后，由此节省的财政支出又应当如何使用？

　　为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巩固中国外经贸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将进出口税收增收节支额投入增强对外经贸的“体质”是恰当的。具体说来，可以投入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是投入发展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技术装备、大飞机、芯片等战略性产业。为此，我们可以用国家投资、政府采购、技术教育投资等手段支持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并继续鼓励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扩大出口，鼓励其占据国际市场，包括维持乃至适度提高这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其次是用于支付出口产业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成本。出口产业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需要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增加投资。此外，中国区域发展落差已经达到了“一五”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而出口退税调整等贸易政策调整本意虽然是提高出口商品结构，但有可能因遏制中西部地区优势出口产业(初级产业)而令其承受比东部更大的冲击。我们需要考虑优化现行财税体制，提高资源税，让地方从资源开发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和恢复，以及改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制，激励中西部更加乐意将资源在国内东部深加工后出口，而不是直接以初级产品形态出口，并从中分享合理份额的收益。但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中央财政分享的资源税等将有所下降，可以用外经贸税收增收节支额来弥补，以便调整顺利进行。